国足6日开始放假，此前一直处在集训状态

受疫情影响，包括欧洲5大联赛在内的全球绝大多数主流足球职业联赛均已停摆，随之而来的是国际足联有关“足球从业者减薪”的倡议及包括亚洲在内各大洲职业俱乐部推出的不同幅度的人员减薪举措。中超俱乐部会否紧跟这一潮流？虽然答案尚不得知。但近期已有部分国内俱乐部就相关问题咨询中国足协，并希望后者提出指导性意见。俱乐部把“球”踢出，中国足协是“接”，还是“回传、转移”？这的确是个颇费心思的难题。

全球足坛掀“减薪风暴”亚洲紧跟节奏

疫情持续发展背景下，球员减薪在足球界已形成全球性话题。截止到4月初，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地区）联赛俱乐部推出了人员减薪措施。在各大洲中，欧洲足球技术水平及职业化程度最发达，在“减薪”方面迈的步子也最大。从瑞士锡永俱乐部主席直接解雇9名不愿接受降薪球员开始，“减薪风暴”在全欧洲足坛范围内迅速掀起。

在他们当中，来自意甲的尤文图斯、德甲的拜仁、西甲的巴塞罗那、马德里竞技均旗帜鲜明地竖起“减薪”大旗。拥有C罗的“老妇人”甚至决定停发全员3月至6月的4个月薪水，其减薪力度之大，令人咋舌。巴塞罗那一线球员也“放弃”接受“ERTE(临时就业条例）”的保护，同意在疫情期间减薪70%且不会在疫情结束后追讨此部分薪酬的方案，并同意额外拿出2%的薪水，确保俱乐部其他人员正常酬劳的发放。

以梅西为代表的巴萨球员同意减薪

疫情对亚洲足坛的打击同样明显。亚足联3月初出台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仅亚冠联赛小组赛及中、日、韩3国联赛的推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不少于9亿美元。而随着疫情延续发展，这一数字还会被不断改写。亚足联各会员协会国（地区）及其联赛既然短期内“开源”无门，也只能主动“节流”，管理机构及俱乐部的减薪成为必然。

比如韩国足协3月26日就已经宣布部门及以上级别高管自动减薪20%，直到今年底。1天后，澳大利亚足协也宣布，其7成员工回家待岗。澳大利亚足协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约翰逊解释称，足球比赛停摆，导致澳足协各方面收入锐减，如转播、赞助及门票销售等收益。参加本赛季亚冠正赛的澳大利亚珀斯光荣俱乐部也面临大幅度减薪，球员甚至面临被解雇境地。3月30日，泰国足协宣布减薪，就连泰国队日本籍主帅西野朗也减薪5成，而越南足协同样计划削减其国家队教练组人员的薪酬。

中超是否减薪 俱乐部把“球”踢给足协

时至今日，中国足协还没有明确新赛季中超及各级国内职业联赛开赛的初定时间表，而此时距离2月下旬赛季既定揭幕时间已经过去1个多月。和欧洲及亚洲其他国家（地区）足坛一样，中国足坛受疫情影响遭遇的经济损失直接而巨大。关于“减薪”的呼声于是渐渐在国内足坛响亮起来。

在此之前，中国足协一直没有就此问题作出公开回应。一方面，国际足联虽对足球界减薪表达了一定观点，但发声仅限于“建议或意见”层面，并不具备严格的强制力或约束力。在由球员与俱乐部构成的足坛劳资关系中，其薪酬发放问题的责任主体不是各会员协会而是俱乐部。协会相关人员此前也曾表示，薪酬事关合同中具体的约定，也就是契约。中国足协严格来说不该加以干涉。

中超青岛黄海队已经集训了很长时间

另一方面，和欧洲、亚洲俱乐部情况不同，虽然国内各项正式足球赛事也处于停摆，但教练员、球员及俱乐部其他工作人员并没有停止工作。比如国足直到4月6日才结束上一周期的封闭集训。而此前，大部分俱乐部虽然安排了一定周期的休假，但总体上各队都处于工作状态。比如恒大、国安、上港、鲁能、苏宁等大部分中超俱乐部目前都正在或即将集训。所以正如相关业内人士分析的，球员在疫情警报没有完全解除的情况下，坚持训练，足协及有关方面也提出“春季大练兵”的具体要求，那么如何给球员减薪，俱乐部很难开口。他们受资金运营压力所致希望减薪，也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来落实具体措施。于是不难理解他们向中国足协“索求”减薪指导意见的举动。

足协是否“接球”也犯难 决策遭遇“真空地带”

国内俱乐部人员特别是球员、教练员要不要减薪？就中国足球界现实环境与条件来说，中国足协的确很难做出答复。首先，和发达欧洲职业联赛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受各种足球组织及成熟行业与社会保障制度保护不同，国内职业联赛从业者的薪酬发放问题带有比较单一的“俱乐部说了算”的色彩。举例来说，在珀斯光荣对本俱乐部人员大幅减薪后，澳大利亚球员工会决定起诉该俱乐部替俱乐部人员维权。但中国足坛没有类似“球员工会”组织帮球员维权。中国足协作为行业管理机构参与制定联赛竞赛规则及必要的监督，中超公司负责中超联赛整体经营。而不负责俱乐部具体人员的薪酬发放。

球员受聘于俱乐部，亦是企业的一员，其工资发放标准严格来说不该由足协来定。那么中国足协即便就减薪问题提出意见，也只能带有“建议性或指导性”。说到此，就不得不重提此前国内足球界持续酝酿欲推出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盟。在国际足坛较发达的国家（地区），职业联盟在事关各自联赛的重大事务决策上始终具有绝对话语权。然而国内职业足球联盟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时至今日未能挂牌成立。

北京中赫国安队日前已赴昆明集训

回望中国足坛摸索职业联赛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虽然早年业内亦没有成立“职业联盟”，但中国足协对于联赛重大问题的决策及决策执行曾推出比较严格的规定，并先后设立了诸如“中超联赛委员会、中甲联赛委员会”、“职业联赛理事会”等议事决策机构。而如今类似机构已不复存在，“联盟”又尚未挂牌成立，于是在处理各类联赛疑难问题上，无论足协还是俱乐部都遭遇“真空地带”。这一点从天海准入问题迟迟悬而未决就能得以显现。

俱乐部投入锐减 各方对减薪易达成默契

说到欧洲主流联赛大量俱乐部加入“球员减薪”阵营，就不得不提到于2013/2014赛季正式实施的《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FFP）》。欧足联制定该法案，旨在规范各俱乐部的财政行为，控制俱乐部财政赤字，并对违反规定的球队予以处罚。2014年5月17日，欧足联宣布，英超曼城及法甲巴黎圣日耳曼因违反该法案有关收支平衡的规定被重罚6000万欧元。两队同时被要求降低工资标准、限制单笔交易最大额。此外，两队接下来一个赛季欧冠报名人数将由25人减至21人。从该法案落实情况看，欧洲足坛打击“俱乐部非理性消费”的力度与决心都很大。于是不难理解，当下各欧洲豪门俱乐部在收入锐减情况下大幅降低球员薪资的用意。

中国职业足坛目前虽没有照搬“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但中国足协近年来在规范联赛财务及治理职业俱乐部经营环境上还是付出了巨大努力，在规则制定方面也逐步向国际先进区域靠拢。比如在2018年12月20日上海举行的当季中超、中甲联赛总结会上。协会推出了一系列重磅措施，打击职业联赛非理性投入。对三级职业联赛俱乐部从2019至2021赛季的单季总投入额度、投资方注册额度、俱乐部亏损额度都设定了比较明确数字。此外，对各级俱乐部单季薪酬发放额度所在总投入的比率也作了具体约定。如2020赛季中超俱乐部（含一线外援、国内球员、预备队球员）薪酬比例不得超过总投入的60%。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减薪”与联赛环境治理方向一致，同时也满足俱乐部减负之需。

中国足协于2018年底在上海举行中超联赛总结会推出限薪措施

还有一点影响国内俱乐部减薪问题，那就是，在国内职业足坛经历多年摸索与沉淀后，俱乐部特别是中超俱乐部从最近两个赛季开始，投入渐趋理性。一位俱乐部投资人代表对北京青年报记者透露，在去年底、今年初沟通过程中，多家中超俱乐部投资人都表达了“缩减投入”的想法。而由于“职业联盟”迟迟未能推出，部分投资人对于未来联赛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产生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经营想法。换言之，如果夺冠无望，那么只要球队能够保持稳定的态势留在中超，就算完成任务。

今年国内职业足坛转会市场的相对冷清，以及标王身价呈大幅度缩水的现实就是上述想法很好的佐证。这位俱乐部负责人说，“我感觉今年国内转会市场已经回到了大概10年前的样子。更重要的是，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除了极个别的国脚级球员外，大部分球员的身价包括薪资水平其实都是呈下降趋势的。所以说，对于一些经营上有资金压力的俱乐部来说，减薪符合他们的利益诉求，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合理‘出口’去落实这个想法。”

按照计划，中超公司将于本周四举行董事会议、股东会议，而利用这样难得的线上聚首之机，俱乐部想必也会对减薪问题敞开心扉。下一步，就要看足协及相关部门如何处理来“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