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外，足协主席陈戌源的“足球公益说”，引起了一番热烈的社会讨论。事实上，任何关于中国足球的话题，都能在普通百姓中掀起一阵波澜——一切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来看。

往好的一面看，足球关注度仍然居高不下，说明市场需求并没有因电竞、冰雪等迅猛发展的新兴商业运动而稀释；从坏的一面看，是人们对足球运动仍缺乏最基本的理解和耐心，以至于这项世界第一运动，大多时候只能扮演百姓对生活表达不满的发泄对象。

简而言之：数量可观，质量堪忧。既然质量不尽人意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再遇到些观点或者政策，在“数量”上进行约束或限制，就基本“人神共愤”了。当然，这样的情况并非只发生在足球行业中。

陈主席的“足球公益说”，就不幸与这情况吻合。中国足球质量已经差到原厂都不愿召回，原本靠“数量”还能勉强维持表面光鲜，“公益说”则把“数量”这块遮羞布都扯了。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足球是否属于公益？我们无法立刻在中国语境下找出答案，所以只能先假设：足球不是公益，只是一门生意。

为了论证这条假设，我们不妨先将视线转向现代足球鼻祖，英国。

远的不讲，单从1992年英超成立至今，92支职业足球俱乐部（前四级别联赛）中，就有48支球队先后经历过破产保护程序，其中一些还不止经历过一次。

2019年8月，因财政危机遭英足总除名的英甲队伯里FC，拥有134年的历史

52.17%的破产率告诉我们，即便足球只是一门生意，那也不是一门好生意。那么又问题来了，“足球不是一门好生意”，这个现象是谁造成的？责任在谁？

一般人的生意逻辑是：谁主导的生意，就怪谁。因此许多人倾向于将一支俱乐部的失败责任推到老板身上。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些热衷于提前或透支消费的足球俱乐部，其实就是放大版的英国民众。

大约7年前，麦肯锡做过一个统计，全英国公共、公司以及私人负债总额，大约是英国每年财政支出的4.7倍。但相比这个万亿级数字，人们反而会更关心俱乐部欠下的那区区几十万薪资，为什么？因为相比其他消费行业，足球是一项曝光度极高、但规模和营收都极为有限的生意。

数据显示，哪怕是去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巴萨，其年营业额也只不过相当于一家大型超市。《金融时报》2018年做过一个统计，全欧洲职业俱乐部的年度总营业额总和，大约为200亿英镑，仅为乐购连锁超市同年营业额的1/4。

按照生意逻辑，既然曝光度如此之高，那为何足球仍是一项规模有限的中小型产业？答案其实不难解释。因为绝大多数球迷都只是单纯的观众。

Kantar Media2016年的市场调查发现，大约36%的英国人自称球迷——这个数字大约为2000万人。但真正前往现场观看比赛的人数仅为180万。换而言之，大部分英国球迷几乎从不进入球场看球。

球迷这个身份，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是个虚拟概念——他们一边在电视或者电脑上观看比赛，一边在社交网络上互相吐槽。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廉价的休闲方式。

而即便观看俱乐部比赛，也只是球迷参与足球运动的极小一部分。球迷上网、刷手机看足球新闻，打足球游戏或者看比赛集锦。上班、上学时，借助足球话题和玩笑与人交流和分享。

所有这些娱乐活动可能都由足球队创造而成，但他们没法从中获取一分钱。

即便是两天前刚拿下史上最贵商业赞助的曼联队，也没法因为球迷们谈论、阅读以及思考自己俱乐部而收费，所以它永远是一桩小买卖。

上文提到，英格兰前四级别联赛职业俱乐部，破产率高达52.17%。如果足球按照生意的方式来运营，这些俱乐部早就应该消失。但现实是，他们并没有。总有人出于情怀而非生意逻辑，用自己的方式让俱乐部起死回生。

为何这桩小买卖，能如此受人关注？

答案显而易见：因为足球从不仅仅只是一门生意。

如果说美国商业巨头是“大而不倒”，那么这些英国足球俱乐部则是“爱而不倒”。以至于即便一家俱乐部宣布破产，贷款方也不会轻易将他们清盘。

足球俱乐部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诞生，工业化带来的极速城市化，造成了人口流动，也使得固化的社会阶层被打破，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最薄弱。情感缺口急需得到弥补，而足球队就填补了这些情感缺口。对一些人而言，俱乐部的主场甚至比自己住的地方更像一个家。

足球曾经被誉为是“劳工阶级的芭蕾”，但事实上它早就打破了性别、年龄、阶级等限制，成为了被所有人喜爱和需要的产品。

这也是为什么英足总在过去好几十年，明令禁止俱乐部老板从俱乐部运营中谋取利润。甚至球队总监都不能拿工资，股东分红也被严格限制。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俱乐部是由一群“来自合适阶级、衷心热爱足球的管理者”运营。

——也就是陈主席口中的“公益性”。

然而在时长有限的电视节目中，陈主席提到的终究只是一个概念。没有解释和推演，“概念”很容易成为一道教科书本中的公式——莫名其妙却需死记硬背。

但问题在于，这种解释和推演没有标准答案，正如“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因此我只能借用个人经历，来试图给这份“公益性”做出一些微不足道的解释。

我目前在英格兰南约克郡一支名叫佩尼斯通教堂足球俱乐部担任梯队助理教练工作。没听说过？不足为奇。这家俱乐部属于英格兰足球联赛体系中的第九级别，即便是英国人也知之甚少。

俱乐部共有22支不同年龄段的男女足梯队。作为一支业余球队，俱乐部只给一线队球队发放极为有限的比赛报酬，主要用以承担他们自行前往训练和比赛的路费。

支付这部分的开销，主要靠比赛日收入，每场现场比赛收取每人5英镑。最近一家互联网公司为球队搭建起了设备，实现了在线高清直播（每人收取7英镑，可观看任意一场业余比赛）。是的，在线观看反而比现场观看还贵——因为前往现场，球迷可能还会有额外消费，比如饮食和周边纪念品。目前没有比赛，也就没有收入。

不得不说，佩尼斯通教堂队是幸运的。上世纪60年代，一位忠实球迷临终前，将自己名下的一座不动产，留给了俱乐部（这很公益）。这座不动产，其实是一间年代久远的酒吧。不得不说，这是俱乐部最大的收入来源。

平日里，居民会在此举办聚会、生日宴会、慈善拍卖、公司活动，甚至还有婚礼。酒吧营业额的绝大多数，用来支持球队（其中大部分用来支付场地租金）。

剩下的不是用来覆盖运营成本，就是在做慈善，帮助队内生活窘迫的球员家庭。俱乐部上下，只有一名全职员工，就是这家酒吧的管理员兼服务员。疫情爆发后，酒吧不得不关门，这位全职员工也断了收入来源。

除他以外，球队其他所有工作人员都由志愿者组成。我这个梯队助教当然是义务劳动，一线队主教练也是志愿者；就连球队主席，也还是志愿者。我们不从俱乐部领一分钱工资，唯一的福利恐怕就是能乘坐免费的球队大巴，去客场看一场免费比赛。

全英格兰有超过5万支与佩尼斯通教堂队相似的草根足球俱乐部，是他们撑起了英格兰足球的基础和青训。

你问运营并服务这家俱乐部的意义是什么？我说不清楚，只知道那里的居民需要它，而它也需要这些居民。

即便是能赚到钱的高水平职业足球俱乐部，也从不仅仅是一支每周参加一场比赛的表演队，他们同时还需要承担其他“公益性”，并保证俱乐部在非比赛日的剩余6天中，每天都能产生价值和利润。

英超第5级别联赛现场

这些利润与俱乐部，乃至社区里的每一名工作人员息息相关。以一个普通比赛日为例，就需要涉及服务员、厨师、保安、店员、市场营销人员、场地管理人员等众多临时、短期和长期员工，这些人通常是周边社区的常住居民。

几乎所有英格兰职业俱乐部都会将整体收入中的一部分投入到社区服务和草根足球中，这主要因为他们需要让更多人参与并了解足球。只有更多人参与，俱乐部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而这可能才是，陈主席来不及作出解释的“公益性”。

巧了，《足球报》的这个消息，佐证了我们上面说的这些，但很多网友不买账：洗！继续洗！

“公益”并非单方面无止尽的索取，牛顿在初中物理书中驳斥过这种误解，因为：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也就是说，每个人在做公益的同时，其实也是在索取。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名人，打着回报社会的口号做公益，实则是为了提升自我形象，让自己的形象、品牌更值钱。

隐姓埋名，默默付出的公益家当然也不在少数。但如果你觉得他们没有任何回报，那就错了。至少，公益为他们带来了“自我安慰”或“自我满足”，很多时候这种感觉无法单单用“消费”来达成。

我上述这番解释，或许会被不少网友讽刺为“崇洋媚外”，在“不懂中国特色”的情况下生搬硬套。

虎扑网友的观点

但在我看来，这种“中国例外论”，对足球以及其他行业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益。所谓的“本土化”许多时候只是夜郎自大和负隅顽抗的另一种说辞。足球这项国际运动，如同所有公益或生意，有其客观规律。一味地追求特殊或者企图弯道超车，只会落入“睁眼满目疮痍、闭眼夜郎自大”的死循环。

当然，我也能理解为何网上对陈主席“公益说”反响如此强烈。因为许多企业确实打着“公益”的名号，背地里在为自己谋取名不副实的利益。

作家王朔说过，这个社会最令人生厌之处，在于伪善。制度的严苛还是第二位，首先令人郁闷的就是层层精神榜样和恰成对照的无处不在的趋利避害——简而言之，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双标”。

但不可否认，刨除双标，足球还真是项“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